投降，反抗，还是出家？明清之际士大夫的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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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面临的选择背后，是传统的儒家伦理，与萌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。
弘光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五月十五日，南京城大雨滂沱。
这天清晨，钱谦益等人带领南京城内的文武官员跪在城门边，向清军投降。受降仪式很快结束，但随着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，钱谦益的名字也被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不久之后钱谦益退休，从北京回到家乡。有一天，他对家乡的生员谈起自己的衣服样式，说：“老夫之领，学前朝，取其宽；袖依时样，取其便。”
当时便有人嘲讽说：“可谓‘两朝领袖’矣。”
明清异代之际，随着八旗铁骑入关，士大夫面临着艰难的抉择，但无论如何，钱谦益这般“厚颜无耻”地投降，注定会背上千古骂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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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殉国，明朝灭亡。
不久，清军入关。入关后的满清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席卷全国，不数年便在神州大地建立起有效的统治。
由明入清，看着只是换了皇帝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：明朝皇帝姓朱，是汉人；清朝皇帝姓爱新觉罗，是满人。深谙“夷夏之防”的士大夫，怎能接受异族统治呢？
多数士大夫都是这么想的，但也有例外。
洪承畴、吴三桂、郑芝龙等人，都是情愿接受异族统治的“识时务者”。他们虽然投降了满清，但在当时却没有受到最猛烈的批评。放眼天下，在清朝初年受到最猛烈批评的人，还是钱谦益。
影视作品中的吴三桂
原因很简单，身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，一举一动都是天下文人的表率。他在南京城外跪下的那一刻，原本以他马首是瞻的读书人，便开始和他划清界限了。
如果说清朝初年，统治者因为现实的需要还护着钱谦益的话，那到了乾隆时代，就连身为满人的乾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，严厉斥责钱谦益的“贰臣”行为，并下令销毁钱谦益的著作，以惩戒那些不忠不义的士大夫。
可以说，在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这群士大夫，虽然暂时保住了官位（甚至还升官了），但悠悠众口却始终像刀山一样，让他们心中不安。
钱谦益画像
对于钱谦益，陈寅恪先生曾评论说：
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，降清复不得为“阁老”，虽称“两朝领袖”，终取笑于人，可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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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谦益之流，没有什么骨气，最后连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了。
同样是乾隆皇帝，却对另外一位崇敬有加。这位老先生，和钱谦益的选择完全相反，不仅没有投降满清，还带头跟清政府作对。
康熙三年（公元1664年），坚持抗清二十余年的张苍水被捕，不久被杀害于杭州。100多年后，乾隆皇帝想起这位反清义士，特地下令褒扬张苍水，追谥“忠烈”，入祀忠义祠。
张苍水是带头反抗满清的人，生前一直是满清统治者的眼中钉。但最后，却被满清统治者视为忠义之士。
张苍水墓
同样誓死不降的，还有夏允彝、夏完淳父子。
清军南下之后，夏允彝与陈子龙等人在江南起兵抗清，兵败之后投水殉国。夏允彝的殉国，极富仪式感，当他纵身跳入河中之时，发现河水只到腰部。于是，夏允彝将头埋入水中，硬生生憋气而死。如此自戕，怎一个“壮烈”了得！
夏允彝死后，其子夏完淳继续坚持抗清。不久，十六岁的夏完淳兵败被俘，当时清廷很重视这位少年英豪，派了洪承畴去劝降。面对高官厚禄，夏完淳惟愿一死以殉，临刑前还讥讽了洪承畴的“贰臣”行径。
投降满清的洪承畴，受到顺治皇帝的青睐，死后被授以“文襄”的美谥。但是到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1776年），乾隆皇帝却下诏，让史官专门编撰《贰臣传》，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洪承畴。
洪承畴剧照
另一方面，乾隆晚年对于殉国的、甚至是带头反清的明朝士大夫，都异常宽容，不仅为夏允彝、夏完淳等人修缮坟墓，还下令刊刻他们的著作，以褒扬这些忠义之士。
其实，乾隆帝的做法无非是想告诉文人士大夫：做臣子的，忠诚永远是第一。清朝初年迫于形势，对投降之人采取优待，可一旦满清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，就和历朝历代一样，开始强调忠诚的重要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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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忠诚，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士大夫，绝大多数都有他们自己表现忠诚的方式。
夏允彝、夏完淳、张苍水这些人，本身有很强的组织才能，可以举兵抗清，而更多的士大夫，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才能，却依然有自己的坚守。
夏允彝、夏完淳父子像
康熙四年（公元1665年），年届古稀的张岱为自己撰写了《自为墓志铭》，总结大起大落的一生，从明朝的既得利益者、声色犬马的公子哥，到穷困潦倒、一名不文的遗老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在他预先为自己准备的墓碑上，友人为他题写了如下几个字：
呜呼，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。
入清二十多年了，张岱的民族情结依然很浓，他绝不愿意自己身后被当作清朝人。友人清楚他的心思，在墓碑上专门题上“有明”两字，表明其明朝遗老的身份。
其实，这是当时由明入清的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：即使不能像伯夷、叔齐那样不食周粟，也会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当作明朝人，而不是清朝人。
张岱画像
如果说张岱在入清之后，最终选择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的形式，还算比较温和的话，那八大山人的选择就是一个极端。
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明朝灭亡，清军南下。为了保全自己，而又不失气节，身为明朝宗室的朱耷选择了遁迹空门。此时，朱耷只有十九岁，随后的六十余年，他都以出家人的身份，醉心创作，以书画创作麻醉自己的故国之思。
书画创作，虽然不能挽回故去的明朝，却让朱耷留下了足以享誉世界的一个名号——八大山人。
在明清易代之际，张岱、八大山人这样以消极形式抵抗的士大夫，比比皆是。其中，最特别的要数朱舜水了。
八大山人
明亡之后，朱舜水见复国无望，便东渡扶桑，定居日本，以此来表现自己不作贰臣的气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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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降，反抗，或是“非暴力不合作”，在明清异代之际，文人士大夫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选择。其实，他们面临的选择背后，是传统的儒家伦理，与萌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。
明朝中后期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资本主义开始萌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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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《余杭县志》里记载：
俗渐奢侈，富者宫室之盛，至于倾赀不少。轻食器用，竞事华美；婚嫁装奁，多逾常度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士大夫，开始更多地讲究排场、追求享受，出现了“多逾常度”的事。与此同时，忠君的传统儒家伦理受到挑战，部分士大夫开始更多地关注切身利益。当时，钱谦益就曾说过：
今世士大夫全躯保妻子，精于自为，拔一毛以利其君亲，有所不为。
一句话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，一批文人士大夫便抛下儒家伦理，投向名利的怀抱——说出这句话的钱谦益，便是典型。
在当时，即使不能完全抛下儒家伦理，大多数士大夫也开始选择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态度。因此，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的方式，取代了壮烈的殉国，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典型态度。
当然，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传统儒家伦理，对士大夫仍然有很大的影响。面对亡国的境遇，相当一部分士大夫，最终选择自杀，或是就义，以此来实践自己的操守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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